乌菲兹美术馆

因为国情及市场环境的不同，泰康又无法直接以大都会为蓝本，因而泰康模式就成为了不同于美第奇，也不同于大都会的中国模式。经过十几年的探索后，不论从理念还是实践上，泰康都已经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收藏模式。

泰康的收藏预算由董事会决定。企业允许每年拿利润的2%-5%做收藏。这与近几年进入艺术市场的大鳄资本相比，的确是慢了一些。但陈东升觉得，不应该花大量的金钱和时间去搞收藏，因为泰康的核心宗旨是成为六千万客户和三十万员工信赖的公司。他还引用华尔街的一句名言作为例证，“当一个企业老板花大量时间和金钱在艺术品收藏上时，你就要卖掉这家企业的股票。”

唐代富家公子赵璘曾写过一本叫《因话录》的笔记小说。第三部“公卿”卷中，他讲了这样一个有趣的故事。某位李老先生有老友之子来投奔，一幅落魄不堪的样子。闲谈之中，李老先生就问他旧时家里的别墅、家童何在，名家字画又如何保存。只见来人窘困不安、吞吞吐吐，最后才说都被卖掉了。李老先生一听勃然大怒，恨铁不成钢，大骂来人是不肖子孙、败家子。“你没有功名，也没有出来做事，家里穷把产业卖了倒也罢了，怎么可以连字画古董也一起贱卖呢?”说罢连连摇头，怅然良久……

这则小文虽然简单，却用几笔就勾出了大时代中私人收藏的窘境——前人为名家书画费尽心机，甚至倾家荡产，后人却视如草芥、挥霍无度。而即便作为古帝国时期艺术主要赞助人和最具权势者的皇家，最终也难逃朝代更迭、人去楼空的命运。伪满洲国大臣胡嗣瑗在《直庐日记》中就曾记载过末代皇帝溥仪数典忘祖、贱卖文物的多场闹剧。

事实上，就连大名鼎鼎的美第奇家族也难以逃脱这种命运。美第奇家族是佛罗伦萨13至17世纪在欧洲最有权势的名门望族，因其对艺术的赞助而让后人称道景仰。

在全盛时期，梅第奇家族赞助并收藏了马萨乔、波提切利、达·芬奇、拉菲尔、米开朗琪罗、提香等文艺复兴巨匠的作品，而“高贵的洛伦佐”与米开朗琪罗之间的关系则显著地成为了后世艺术赞助的范例之一。1737年，最后一任托斯卡纳大公因没有留下继承人就去世，美第奇家族的家脉就此断绝。家族世世代代传承下来的藏品现保存在意大利的乌菲兹美术馆里，供后人观摩和景仰。

美第奇模式的核心主旨有两个，一是钱，二是持续的艺术鉴赏力。美第奇家族靠银行业起家，聚集了大量的社会财富，用“富可敌国”来形容，可以说并不过分。而对于美第奇家族的成员来说，艺术教育又是他们人生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甚至可以说，在人类历史上，很少有哪个王朝的后代能有美第奇家族成员那样的的艺术教育和熏陶，这也是美第奇家族的收藏能持续四个多世纪的最重要保证。

但不管怎样，美第奇模式都以贵族持续占有社会财富的封建时代为依托，工业革命后社会分工的日益扩大，以及市民意识的增强，都使美第奇这种典型的家族模式越来越不适应时代的发展。随之而来的是另外一种全新的资本主义模式，即“大都会模式“的崛起。

大都会博物馆

大都会模式

1869年11月23日，美国政治组织纽约联合同盟举办了一次全体会议，在会上诗人兼记者布莱恩特发表了这样一段演讲：“我们的城市(纽约)是闻名世界的第三大城市，我们的合众国已经取得了这个星球上伟大强国的地位。

它的富有辽阔、民族聚居，它的生机勃勃以及积极进取的人民，都让我深深自豪。然而这样一个优秀的国家，却没有与之匹配的艺术博物馆。美国的艺术家尽管在总数和地位上已经成熟，却只能到欧洲学习和举办展览，我们的文化设施过于贫乏了。”

这一系列激情澎湃的演讲激发了人们对修建大都会博物馆的热情。两个月后，董事会很快被选出。共有27人参加的委员会是一个很好的政治、艺术与财力的结合，其中包括6名市长和州长、5名画家和另外16名企业家。

1872年2月20日，大都会博物馆首次开放，一名铁路员工的个人收藏被无偿地贡献为博物馆的最早馆藏，打一开始就奠定了大都会以捐赠为主的收藏模式。紧接着董事会又以原价和公认价收购了一位狂热藏家的174幅佛兰德斯和荷兰绘画，展览空间被迅速填满。

与此同时，新馆的建筑方案也在进行中，最终被定址于中央公园。1879年，大都会还雇佣了军官兼考古学者赛斯诺拉为第一任带薪管理者，接着藏品也陆续搬入中央公园新址，这些事件都预示着大都会博物馆的真正开端。

但即便如此，在当时低迷阴沉的市场环境下，大都会的持续收藏仍然步履维艰，最重要的是因为博物馆初创时期的董事绝大部分并非富豪，而只是把博物馆梦想当做毕生事业的艺术爱好者。美国国会1917年颁布的一项联邦税法成为了大都会的救星。

根据这项法律，纳税人在捐助时可扣除捐赠品的市场价值，而不考虑其购买时的价钱为多少。举例来说，一件作品购买时的价格假定为2万元，现在的市场价为10万，那么捐赠人在把这件作品捐给博物馆时就可抵消10万元的税款。

但如果不打算捐助，而是在市场以2万元的价格自由买卖，则需支付增值部分的税款，另外还要征收买卖双方的交易税。这让私人藏家们意识到，捐赠作品给博物馆显然比传给子孙或交给拍卖行更加有利可图。

同时1919年修订的关税还规定，对所有艺术品实行进口免税。这就鼓励美国藏家积极购买国外的艺术作品，然后奉献给美国的博物馆。从20世纪初期至今，著名的摩根家族、洛克菲勒家族、惠特尼家族以及苏兹贝格家族都相继为大都会贡献了自己的收藏，正是这些顶级藏品引领着大都会一步步迈入了世界顶级博物馆的行列。

“大都会模式”是资本主义时代的产物，在这里，个人英雄主义(美第奇模式)与新兴的却日益强化的政府作为得到了一种暂时的妥协和平衡，因而在工业革命、尤其二战后迅速崛起，并成为主导这个时代的最重要的收藏模式。

但与此同时，“大都会模式”也带有很强烈的美国色彩。一位美国评论家曾这样说道：“我们美国人的收藏与其他地区不尽相同，总督和大人们拥有的机会我们无从具有。我们的收藏家就出自我们的工业家和商人，他们拥有的是做一个推动者和组织者的意愿，这一医院伴随着他们进入世界的每个角落。我们的艺术收藏与我们的工业组织一样，是继承美国私人企业历史时代的财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