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伦·史密斯不喜欢别人总是标签式地介绍自己，她亦不喜欢以短平快通过一个头衔或一个名词了解某人某事，她喜欢长久的观察和记录。去年，她推出《发光体1号：亲历中国当代艺术现场》一书，记录2011年她认为“有启发性”的中国当代艺术作品。

这是一个开始。今年，她即将出版《发光体2号》，记录2012年自己中意的当代艺术作品。3月30日，此书将在北京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首发。

面对当下中国艺术状况乃至整个中国，凯伦比绝大多数中国人显得更有耐心。即便“乱象”种种，她仍然坚持说：“这是真好的时代。再过十年、二十年，都会觉得现在真有意思。有问题就有机会、有活力。一旦生活的社会没有什么问题，那多无聊啊，就会觉得活得太舒服了，活着是为了什么啊?”

要“艺术”而不是“中国”

凯伦对东方艺术感兴趣，从“纸”开始。大学时期，辅导凯伦的老师的妹妹是大英博物馆的中国水墨画负责人，凯伦由此接触到宣纸，并用宣纸创作了多幅版画。

1991年，凯伦·史密斯到香港艺术杂志《Artention》任职。她对香港的印象是“太商业”，找不到文化根基。“香港的问题是，没有一个明确的文化场景，那要怎么开始做艺术?”

但同时，她透过香港看到了另一种可能，即来自内地的当代艺术作品。上世纪90年代初，香港好几家画廊都跟内地艺术家有联系，凯伦因此有机会看了几次中国当代艺术展览，并陆续接触到一批来自内地的艺术家如谷文达、徐冰、王广义—这几人正为1993年即将在香港艺术中心举办的“中国新艺术”展览做准备。

凯伦对这些人产生了兴趣，但她找不到有关这一“新艺术”运动的任何文章和评论。1992年底，由于股东变更，《Artention》面临停刊。凯伦选择来到北京，中国当代艺术的核心地带。